唐5代江南经济的前进,大国经济的风味及其档案

2019-05-18 作者:美高梅手机版登录4858   |   浏览(75)

内容摘要:初始条件: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从唐宋时期的初始状况看,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唐宋时期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的初始条件,从客观上促进了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从而形成唐宋时期庞大的经济规模。宋代城市集聚更多的人口,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人口在100万以上,南宋临安人口也因“江商海贾”的汇集而在100万以上,武汉、建康、扬州、成都、长沙等城市人口均在1万至10万户以上。大国效应:内需支撑和技术进步唐宋时期的中国是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的典型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进而产生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形成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内需支撑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繁荣。

我们认识大国经济特征,就需要经历这种逐渐深化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从大国经济的初始特征,到典型特征,再到核心特征,层层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把握。

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自唐代开始经济渐渐繁荣,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唐以后,江南几乎成了唐朝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 唐代以前江南经济的开发 唐五代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秦汉、六朝以来经济开发的成果,是以秦汉、六朝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基础的。 两汉以后,江南成了颇具特色的经济区,在农业、手工业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汉代江南农业耕作中已普遍使用了铁器、牛耕,日渐重视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区不断扩大。江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粮食储备也已增多。安帝永初元年,扬州下辖的丹阳、吴郡等五郡已向缺粮的东郡、济阴等地调米,说明江南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实力。就手工业而言,江南的陶瓷、采矿、造船、漆器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绩,江南的一些手工业产品在技术上或艺术风格上,都逐渐接近甚至优于北方。 六朝时期,南方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土地得到开垦,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兴起,尤其以宁绍平原的北部和太湖流域的西部发展最为迅速。宁绍平原的水利工程主要在山阴和会稽地区,镜湖是最大的蓄洪灌溉工程;西起西陵东南经会稽郡城抵曹娥江边的浙东漕渠的开凿,既扩大了灌溉面积,也有利于对镜湖水位的调节。太湖流域的主要水利工程有曲阿的练塘、新丰塘、吴塘、莞塘、单塘、南北谢塘,建业的赤山塘,余杭县的南湖,乌程县的吴兴塘、青塘、谢塘、官渎,长兴县的西湖、获塘,武康县的五官渎、鄱阳汀,长城县的孙塘、富陂。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潜力。如梁大同六年,将海虞县改为常熟县,其原因是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丹阳湖地区东汉以后成为南来人口的聚集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南齐建元二年,萧子良以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上表建议修治塘遏,加以垦殖。至陈朝,姑熟地区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 大量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六朝江南稻作农业摆脱了传统的火耕水耨的粗放状态,转向水田之利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的集约经营,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在农作物种植方面,传统的粮食作物是单一的水稻,这时一方面大力发展水稻生产,另一方面同时引进和播种北方旱地作物,并渐渐地向稻麦轮作连种制过渡。南方原来一年一熟水稻,此时由于北方大量流民的到来,政府大力推广麦类作物的种植,产生了稻麦轮作的需要。在具体耕作技术上,已经出现了除草、施肥等田间管理的手段。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政府为发展生产,十分重视牛耕的推广,出现了犁耕锄耕相结合的耕作方式。梁吴兴太守萧琛等曾有禁杀耕牛的举措。在土壤耕作技术、栽培管理技术、良种繁育等方面,较前代有明显的提高。 六朝手工业的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手工业与北方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江南初步形成了冶炼、造船、制瓷、纺织、制盐、造纸、制茶等几大手工业部门,已从单纯的原料型产业向制造型产业发展。东吴十分重视矿冶业,史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东晋时,剡县、吴县、溧水、永世、铜陵等县都产铜、铁,主要供应政府东、西二冶,产品有钱币、兵器、农具、佛像和日常生活用具,在技术上已出现了灌钢冶炼法用以生产农具。造船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江南的造船业不但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技术上不断有所突破,能生产装载二万斛以上的大船。《南史张融传》谈到吴郡大族张融曾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风,终无惧色。能在海上进行远航,乘坐的应是较有技术含量的船只。 江南地区历来盛产葛布和苎布,谢承《后汉书》云:吴郡本不献越布,陆闳美容仪,常衣越布单衣,明帝好之,因敕郡献越布,由此始也。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丝织业东吴以前比较落后,但发展较快,东吴曾从各地征调了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工人充实到建业的官营作坊。晋末桓玄执政时,太尉主簿孔琳之曾谈到当时军府竞相收购丝织品,使绢的价格翻了一倍,其原因是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东晋义熙间,刘裕攻破长安后,将关中手工业作坊中的工人南迁,在建康城南设立锦署。至南朝,丝织业在规模和技术上的发展尤为明显,政府已将调绢作为正常的赋税收入。 造纸业在会稽、余杭、建康等地蓬勃兴起,会稽的藤纸和建康的银光纸都是当时的上等纸。瓷器生产获得初步发展,东汉时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已建立制瓷作坊,能烧出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至六朝,在今浙江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都有窑场。曹娥江两岸已是重要的生产中心,绍兴、余姚、鄞县、奉化、萧山、余杭、湖州等地都已有西晋至南朝越窑的窑址。宜兴均山的青瓷吸收了早期越窑的技术,产品别具一格。六朝时已基本形成了越、瓯、婺、德清四个窑系,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沿海地区的食盐生产初具规模,已分海滨,盐田相望,吴煮为盐,即此典之。在南沙、盐官、海盐等县设置了盐署、盐官等以监督生产。如吴国在海盐曾置海盐司盐校尉以典煮盐事。此外,如乌程和义兴县的制茶业、曲阿县的酿酒业等都是较有特色的手工业。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六朝商业开始兴盛,与北方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江南地区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和经济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长江下游最大的城市,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建康城中的商市有大市、小市等多种类型。《丹阳记》云: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建康秦淮河北也有不少市场: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京口地处交通要道,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吴、毗陵、山阴、吴兴、丹阳等一批城市发展较快,成了一方的商业交换中心。其时,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建康南北各四十里,有户二十八万。晋陵罗城周长十里,山阴城周长达二十里七十二步,有民户三万。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需求量日益加大,投入城市贸易的产品日益增多,商品种类日趋丰富,城市商品经济出现繁荣局面,江南成为南方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区域。 六朝商业发展的另一现象是经商活动十分常见,江南各地商业交换频繁。贵族、官僚和寺院地主经商成风,出售农副产品、长途贩运、开店设邸、经营高利贷的商贸活动到处可见。民间小商小贩的队伍不断扩大,建康、京口、山阴、乌程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经商较一般地区更多,浮船长江,作贾上下。如戴硕子贩苎为业,子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郭世道与人联手在山阴市场上经营各种货物,其子郭原平也是每出市卖物。长江沿岸商贸活跃,陈后主《估客乐》说:三江结俦侣,万里不辞遥。恒随蠲首舫,屡遂鸡鸣潮。反映的就是江南贾客浮船江湖长途经商的情景。江南海外贸易开始出现,如鄮县与朝鲜、日本已有联系,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迎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亶洲商贩也时有至会稽货布。商业繁荣,利润丰厚,政府将商品交易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买卖奴婢、牛马之类的牲畜、土地和房屋,都要签订协议,每贸易数量一万就要交给官府四百钱,卖出者交三百,买入者交一百。政府还在交通要津设立关卡,名为检察禁物,实为收取关税,商贾来往要以总货物量的十分之一作为交税额度。 秦汉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的确引人注目,与北方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开始显示出南方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秦汉六朝的江南经济尚处于开发阶段,这种发展是有限度的。如在农业上,水利的兴修工程量一般都不是很大,所起的效果还比较有限,在地区上也有局限,如太湖东部地区几乎仍处在原始粗放的状态,一般的水利工程多集中在浙北和太湖西部的平原地区,很少向丘陵山地的纵深方向发展;手工业上,矿藏冶炼的产量不是很高,丝纺业与北方存在着巨大差距,造纸、制茶业还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商业上,总体上并没有挣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市场较大地受到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过重的交易税对商业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实质上是对商人的巧取豪夺,商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份额是有限的。我们认为,一些学者提出的至六朝时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观点并不准确,六朝江南经济只是刚刚露出发展的前景。 二 唐代江南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其变化 唐朝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仍较为低下,作为社会繁荣物质基础的社会总产品是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获得的。尽管人口的多少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因素,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繁荣和劳动力数量成正比关系,人口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 隋唐以前,江南原有人口较少,人口分布密度较低,延缓了江南经济发展的步伐。然而进入唐代,人口一直处于恢复发展的过程,尤其到了唐代中期,江南各地的人口数量快速地增长起来。 唐代初年,江南地区的人口总体上呈量少而且分布稀疏的态势,但部分州的户口数和人口密度已经居于全国前列。唐贞观十三年,江南各州户数最多的是婺州,达三万七千多户;最少的是歙州,只有六千多户。经过隋末乱后,江南人口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太湖西部地区的润、常二州和钱塘江入海口附近的杭州和越州西部地区以及钱塘江中游的婺州地区。不过个别人口总数量较多的州由于区域广大,人口密度不一定很高。江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润、常、杭、湖四州,都在浙西的太湖流域,在唐代前期已经具备了充裕的劳动力,说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一些州更高。苏州人口主要集中在州城周围及以北地区,而太湖东部地区尚待开发,面积大而人口不密集,所以人口密度较低。江南东南部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越州和钱塘江中游地区。由于越州的人口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东部后来划出组成明州的地区人口密度较低,影响了州总密度。江南西北部的宣、歙二州人口密度也较低。 唐朝贞观十三年的总户数为3041871,而江南地区的总户数为226921,占全国7.46%;口数全国为12351681,江南为1194758,占全国9.67%。就州人口密度而言,江南地区仅次于四川盆地、汾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在唐代处于中游。 唐代中期,江南与全国各地区一样,人口激增,这从两《唐书》记载的天宝元年户口数上可以看出。与贞观十三年相比,各州户数和口数都有明显的成倍增长。 从天宝各州人口数量上看,宣州及浙西各州人口数量较大,浙东的越州和婺州、衢州人口数量也不少,而沿海地区及内陆以山地为主的几州相对要少得多。超过十万户的州有四个,另有五个在七万户以上。与贞观十三年相比较,台州、歙州、苏州、宣州等地的户口增长率较为突出。前二州原本人口较少,经济比较落后,至唐中期已得到不断开发,人口大增。后二州的部分地区中唐以前比较落后,这时得到了开发,口数增长率较高。越州中析出明州,与唐初相比,原越州地区的增长率应加上明州的户口数,户增长了411.1%,口增长了494.0%;婺州中析出了衢州,与唐初相比,原婺州地区户实际增长率为462.0%,口增长率为401.1%;括州中析出了温州,与唐初相比,原括州地区户实际增长率为564.8%,口增长率为392.0%。从人口密度来看,浙西数州人口最密集,其次是浙东的婺、越等州,宣歙地区人口密度相对最低,这大致可以说明天宝间的经济江南北部地区水平最高,钱塘江流域发展也较快,而沿海和宣歙地区起步较慢,仍然比较落后。 天宝元年全国总户数为8973634,江南户数为1042278,占全国11.61%;口数全国为50975543,江南为6483386,占全国12.72%。与贞观年间相比,江南地区的户口在全国的总比重有所增加。至天宝年间,江南户增长率为381.2%,口增长率为538.3%。同期全国户增长率为195%,口增长率为312.7%,应该说江南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密度上,除宣、歙、括、温四州外,江南各州每平方公里在40~90人,仅次于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京畿地区。

关键词:人口;产业;唐宋时期;形成;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大国;技术进步;土地辽阔;中国

大国经济;大国;典型特征;初始条件;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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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时期(公元618~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世界大国经济发展的典范。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由此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经济规模。这些规模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大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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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条件: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

客观事物的现实特征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理论研究应以描述和揭示客观对象的特征为出发点。而人们对客观对象特征的认识,往往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轨迹,由浅入深和由表及里地演进。我们认识大国经济特征,就需要经历这种逐渐深化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从大国经济的初始特征,到典型特征,再到核心特征,层层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把握。

  从唐宋时期的初始状况看,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全国共有9619254户,52880488人,进入唐代极盛时期。宋代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快。唐初正值战乱之后,人口急剧减少,而且逃散严重。《新唐书》记载:“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唐前期的统治者采取措施加快人口再生产。从贞观十三年到天宝十四载,人口数由13252894增至52919309,总增长率为299%,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2%左右。宋代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唐代开元、天宝之际,人口数量为6000万左右;宋代自宋仁宗时起,户口即超过1200万;宋徽宗年间户口超过2000万,每户以五口计算,人口超过一亿。二是区域大迁移。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长期的战乱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天宝元年,全国人口有60%生活在出产麦子和黍粟的黄河流域,其余40%则生活在南方;而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全国10000万左右的人口仅38%生活在北方,已有62%生活在出产稻谷的长江流域,南方的人口比例在宋代以后持续增长,使人口重心永久地转移到南方。唐宋时期的人口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加速,推动了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科学研究的前提是明确研究对象,理论研究的规范性首先要求经验对象的统一性。大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典型大国,即超大规模国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客体的状况越是一致,主体就越容易把握客体的特征和规律,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大国经济的研究,明显地存在经验对象缺乏统一性的情况,很难形成准确、统一的认识。为此,笔者以初始条件为标准,选择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为经验对象,来分析大国经济的特征及其层次性,以期形成带有普遍性和比较系统的认识。

  唐朝拥有辽阔的疆域,唐太宗平四夷、安海内,征服和统治了广阔的疆域;唐高宗时期,中国的领土面积达到1251.19万平方公里。宋代的疆域变化较大,由于辽金割据,北宋的领土面积为460万平方公里,与之对峙的辽国为448.54万平方公里;南宋的面积为220万平方公里,与之对峙的金国为530万平方公里。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土地因素看,唐代前期实行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上以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亲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唐六典·尚书户部》)宋代劳动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垦田面积的扩大,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

大国经济的初始特征

所谓初始特征就是最原始的本原特征。大国经济的初始特征,应该是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初始条件,即大国的基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分析南亚国家贫困问题时,就是以南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初始条件”为出发点的。我们研究大国经济的特征,同样需要重视分析其初始特征,重视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初始条件的差异,并以此为研究大国经济理论的最初出发点。

一般地说,初始特征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原本的客观特征。库兹涅茨把人口数量作为大国的初始特征,并把人口数量达到5000万人的国家称为“真正大国”。帕金斯和赛尔昆把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作为大国的初始特征,初步分析了大国的人口和幅员的影响。张培刚把人口众多、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列为发展中大国的初始特征,提出要对这些特征进行重点研究。笔者认为,大国的初始特征应包括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其初始特征主要是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具备了这两个初始条件就可以称之为“大国”,这两个特征属于“纯自然特征”,此外的其他大国特征都可以叫作“推定特征”。

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是大国经济的初始条件,它们往往通过影响需求规模和资源规模,从而影响到大国发展战略的类型及其选择,同时也是大国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我们选择的经验对象,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美国,人口数量均在1.45亿人以上,居世界前9位;国土面积均在300平方公里以上,居世界前7位,属于典型大国或超大规模国家。人口众多决定需求规模和资源规模总量大,幅员辽阔决定了资源丰富和区域差异大。这两个初始条件,可以影响大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大、外贸比重相对低、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和区域经济的多样性等特征。

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

所谓典型特征就是集中突出的个性特征。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应该是大国经济比较集中的特殊表现,是从大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中概括出来的集中突出的特征。与初始特征相比,典型特征构成了大国经济理论研究直接的现实基础,它将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出发点。

典型特征是需要经过抽象思维加工才能获得的客观现实特征。库兹涅茨曾对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进行概括,表述为大国经济差异性、资源和市场的规模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多元性和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的需求推动模式。钱纳里和赛尔昆在分析大国模式时,也涉及了一些典型特征,如大国内部市场的主导性、高投入和高储蓄以及经济结构的复杂性等。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往往把初始特征和典型特征混同,这种混同减弱了理论分析的层次性和逻辑性。笔者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从宏观视角对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进行了如下概括:

一是市场需求的规模性与内生性。大国人口众多的初始条件,不仅产生人力资本充裕的效应,而且产生市场需求巨大的效应,既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且往往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二是大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与适应性。从要素禀赋的特征看,大国不同区域以及相同区域的要素禀赋都呈现差异性,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形成一种能够使不同要素较好地发挥作用的耦合机理。

三是大国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与层次性。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看,大国不同区域以及相同区域经济呈现多元性,从而形成多层次的结构。大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导致不同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产业间分工;要素及产业的空间集聚,导致区域内部的产业内分工,不同层次的分工促进分工的深化,与不同层次的要素禀赋相适应,形成多元的经济结构。

四是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大国的巨大市场需求提出了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要求,大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条件。大国不仅要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而且在经济起飞初期就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往往难以从国外市场得到满足,因而不可能像小国那样重点发展少数几个产业,需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体系。

五是区域经济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大国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优势,使大国区域经济发展能够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

六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大国凭借资源和市场的规模优势形成经济发展的内部循环系统,具有较强的自主发展能力和自我调节功能,可以较好地抵御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实现稳定和持续发展。

大国经济的核心特征

所谓核心特征就是高度概括的内核特征。大国经济的核心特征是大国经济特征的深层次表现,是从大国经济典型特征中概括出来的最深层次的特征。核心特征是总结大国经济理论核心原理的基础,渗透于大国经济的现实和理论之中。

以往的经济研究尚未涉猎大国经济的核心特征。笔者认为,可以将大国经济的核心特征概括为规模特征、内源特征和多元特征,由这三者可以演绎出大国经济的各种具体特征。

规模特征是指大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及要素规模、市场规模、产业规模都相当大。从大国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初始条件出发,形成了大国自然资源丰富和人力资源充裕的特征。从大国人口众多的初始条件出发,还形成了大国的国内需求旺盛和市场潜力大的特征。由于资源规模大和市场规模大,从供给和需求方面为产业规模的形成提供条件。资源市场和产业规模大,最终导致经济规模大,比如2012年五大国的GDP总量为30.01万亿美元,占世界的41.85%。

内源特征是指大国主要依靠国内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实现经济自主发展。首先是依托国内资源实现内源性增长。张培刚认为由于大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工业化初期占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大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主要来自国内,而不是像某些小国那样主要从国外引进。其次是依托国内市场实现内生性发展。大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可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在开放经济中,大国可以依托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

多元特征是指由于大国的技术、产业、区域及城乡发展差异性所形成的多层次结构。刘易斯分析了发展中大国产业部门的二元结构特征;J·H·伯克认为大国经济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导致二元结构的形成;缪尔达尔把刘易斯的部门二元结构理论延伸到区域多元结构。大国各个区域的资源和条件的差异形成经济多元结构,技术创新阶段的差异形成技术多元结构,产业成熟阶段的差异形成产业多元结构,城市化程度的差异形成城乡多元结构。

(作者系湖南商学院教授、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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