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有些人会说辽国,如何认知10至13世纪中夏族

2020-01-19 作者:美高梅mgm平台   |   浏览(192)

  摘要: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到元世祖再次统一,10至13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从元朝直至今日,对于10至13世纪发生的中华世界的分裂、重组与再造,始终存在着多元立场、多种角度的叙事和建构,存在着牵动现实情感和思想分歧的争论。对这些观点和叙述框架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检讨,以充分面对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以及这种”叙述之难”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今天的时代重新叙述和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重新建立适于时合于势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认同。

作者:宋德金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03-03 近二三十年来,有两个重要理论命题,即“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先后提出,并为学术界所认同,特别是后者影响更为广泛,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其实,它们可视为一个命题的前世和今生。 “中华一体”:凝聚于华夏—汉民族 “中华一体”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着名辽金史学者张博泉教授首倡的。他的《“中华一体”论》一文刊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及“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样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前天下一体”是指秦以前,“天下一体”是指秦汉到隋唐;“前中华一体”是指辽宋金,“中华一体”是指元明清。不管是“天下一体”,还是“中华一体”,都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内。此文标志“中华一体”思想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和确立。接着,他又就“中华一体”问题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40多万言的专着《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对这个命题进一步作了详尽、全面的阐述和论证。 1988年,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全文近3万字。次年,在此基础上出版费孝通等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除费孝通的讲演外,该书还收入其他几位学者的相关论文。费孝通概括论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认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多元统一的格局中,华夏—汉民族是各民族凝聚的核心,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逐渐为学界所认同和接受。 “中华一体”侧重历史学的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则依据民族学、人类学的考察,两者可视为这个命题的前世和今生。 检讨“正闰观” 回应“征服王朝论” “中华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的形成和问世,既有其历史原因,又有其时代背景。 所谓历史原因,是因为这个命题并非凭空出现的,是论者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历史上所谓“正闰观”、“夷夏之辨”的检讨和批判。“中华一体”的提出,尤其如此。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上传统的“正闰观”,即正统和非正统的观念,是以汉族为正统,以中原建立的政权为中国,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贵中华,贱夷狄”的理论。不过,历史上也有不同的声音。如唐太宗就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打破了强调华夷畛域的民族偏见。辽金以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传统的“正闰观”、华夷观发生很大的变化。辽代中期以后,摒弃了那种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金代把传统的正统观批判地接受过来,继承和发展了以前那些否定和淡化华夷之别、区域之分的主张,形成同其他朝代既有共性又有特点的正统观。到元朝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传统“正闰观”更显过时。元人在修辽宋金三史时,经过多年的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尽管当时有人反对,甚至到明朝还有人旧话重提,也都无法改变辽金元的正统地位。清朝也是汉族以外的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权。从秦统一中国到清代的两千多年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包括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是“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的历史依据。 “中华一体”论的出现也有其时代背景,它是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而提出的。 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中,长期流行一种所谓“征服王朝论”,它是相关研究中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 “征服王朝论”是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辽》中提出的。他把所谓“帝制中国史”划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是典型的中国社会,以秦朝、汉朝,以及隋朝、唐朝、宋朝和明朝为代表;第二类是征服和渗入王朝,指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其中又分为以北魏为典型代表的“渗透王朝”或“渗入王朝”,以及辽、金、元、清四个王朝所组成的“征服王朝”。 “征服王朝论”直接借鉴和承袭了20世纪初以来日本中国史研究者的某些观点,“征服王朝论”以及其前后出现的类似理论,如“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骑马民族国家论”等,尽管其内涵不尽相同,但都过分地强调我国南北地区差异、汉族与非汉族的对立,淡化、否认汉族对非汉族的深远影响,肢解、分裂历史上的中国,等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尽管已被广泛认同,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尚待进一步充实、发展和完善。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为了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有必要对“中华一体”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进行长期深入的探讨,从而使之更臻科学和完备,在开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说辽国、金国是正统王朝?

  一、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

回答:

  10至13世纪,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形成历史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到元世祖再次统一,10至13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在唐朝文化的养育下纷纷立国,进取中原,谋求成为中国之主。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的北族王朝有着自觉而强烈的民族意识,辽与北宋对峙百年,金进据中原,最后,北方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重新实现了“天下一统”,这是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变局。在这个时代及其之后的元朝,传统的“天下”观念、“华夷”秩序、“中国”意识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叙述、建构中国的历史,也成为困扰人心、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事实上在史学界没有这么说的,一直以来的华夏正统王朝都是同时期的宋朝,而辽金和西北的西夏则被称为漠北三朝,视作中国北方的割据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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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元之世,围绕辽、宋、金三史编纂体例,扰攘不已,纷争难平,其问题的实质就是怎样认识由契丹、党项、女真建立的王朝在中国史上所处的地位?怎样认识这些王朝的文化倾向和特点?怎样认识元朝与这些王朝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也是怎样认识和安排元朝在中国史上的位置?事实上,这一争论贯穿于此后的全部中国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实之中。从元朝直至今日,对于10至13世纪发生的中华世界的分裂、重组与再造,始终存在着多元立场、多种角度的叙事和建构,或以“华夷之辨”的立场,或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立场,或从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视角,或从中国传统王朝史的视角,或从内亚游牧国家之历史发展的视角,或从欧亚史、帝国史的视角,或从全球史的视角……各有各的动机和目的,各有各的所见和不见,始终存在着牵动现实情感和思想分歧的争论,也互相交叉、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观点和叙述框架进行一番整理和检讨,以充分面对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以及这种“叙述之难”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今天的时代重新叙述和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重新建立适于时合于势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认同。

当然有人认为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是正统,不过就这么看,辽也算不上正统,因为大辽压根就没有统治过中原,最多也就是在华北北边的幽州占据了3/4的土地。漠北三朝,只有金国确确实实是统治了中原的那金国就是正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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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华夷之辨”还是“各与正统”

答案自然是不是的。首先要明白正统王朝的概念是什么,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不假,但是自凡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都会有一个主体民族,而这个主体民族的文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毫无疑问,中国的主流民族就是汉族,主流文化就是汉文化,汉文化可以说是直接来自华夏文化的,因此我们说在中国这片土地,奉行华夏文化,并以华夏文化为正朔,并继承前朝衣钵继续发展的王朝才是正统,这么一看,很明显就排除了辽金的正统性,因为大辽直到萧太后听政时期才开始汉化,而金国压根就没开始汉化。也就是说虽然金国占据了中原,南宋绍兴后几年奉金国为宗主国,但是金国仍然没有取缔了南宋华夏正统的位置,后来南宋文人所争的,也只是“中国”的名号而已,并非华夏,因为这个大伙心里都清楚。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蒙元灭宋,为的就是夺得正朔的地位,因为大元文人说得好,只要南宋在一天,你大元的正统性就会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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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九月望日,一群儒士文人聚集于汉人世侯严实治下的东平府,讨论是年元月灭亡的金朝“将来国史何如”。这些汉族士人都是在金朝政权下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金朝怀故国之情,对辽、金历史抱有责任感。其中论辩的主角修端自称燕人,来自原辽朝的燕地,更是久处“夷狄”之中。他首先要反对的,就是那种把宋朝当作这一历史时期之“正统”的看法,按照这样的观点,辽、金历史就得作为“偏据”“僭伪”成为《宋史》“载记”的一部分,就像唐朝修《晋史》时把胡族建立的十六国政权写入“载记”一样,这是这些北族王朝的儒士绝不能接受的。修端指出,宋朝从来没有完成真正的“大一统”,对唐朝统一结束之后的历史,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才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所以,应以五代史为《南史》,辽史为《北史》,统一了中原的北宋可为之作《宋史》。这样一来,与宋朝相比“僻居燕云,法度不一”的辽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就与“元魏北齐”相当了。对于金朝,他强调,完颜氏世为君长,保有肃慎,继承的是辽的“大统”,与宋不存在君臣关系,所以不存在“篡宋”的问题。按照历史实际情况来说,金朝平辽克宋,占有中原三分之二,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南宋对金称臣侄,已经把天下共主的位置让给了金朝,所以“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应以金朝为《北史》,宋为《南宋史》。他认为靖康之后宋统已绝的说法,和把金史作为宋史的“载记”一样,都是偏颇之论。但实际上,他其实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看待“敌国”南宋的,心中仍充满着金宋世仇的意识。他驳斥金朝灭亡是宋朝复仇的说法,说金朝的灭亡完全是“大朝之力”,而南宋扮演的角色是极其不光彩的,是“自撤藩篱”,“昧唇齿之理”,必将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取笑万世,何复仇之有”!又特别指出王通所著《元经》,将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归于“中原”即北魏,这其实是暗示“奄有中原三分之二”的金朝才是正统!

事实上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元清问题上,当然,这些都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的中国王朝,这点是肯定的。但还可以肯定的是,元清以及辽金,都不是华夏正统(当然大清一定程度上算得上华夏文化的继承者,只是它的某些行为使得它称不上华夏而已),辽金前面已经说了,元清各有各的原因。大元是因为压根就没把华夏文化放眼里,依旧是萨满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作为主流,华夏只是一个配称,读书人地位很低,科举举行的没什么意义,好在大元还不到百年就亡了,不然怕是就找不到华夏的根了,而我泱泱中华怕是要被那些个小华夏国家(日、朝)给嘲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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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刚刚入关的时候,也是铁血手腕,一通剃发易服,直接毁灭了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心,根据日本和朝鲜关于清初的史料记载,都称呼大清是鞑靼入主中原。好在康熙皇帝是个明白人,很清楚汉文化的重要性,一方面进行着文化管控,一方面由拉拢读书人,来缓解满汉矛盾,促进有思想的人对大清正统性的认可。到了雍正时期,胤禛更是说明自己虽然是夷狄之君,但也是华夏之主,特此肯定自己继承了华夏正统性的地位。太平天国期间,大清王朝戏剧性的成为了对抗邪教,维系华夏文化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大清一直在努力,但是却一直没有成功。毕竟,他们强行用武力毁掉了很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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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要说到辽、金治下汉族士人的政治、文化意识。辽朝统治下的燕云十六州的汉族世家大族,在辽朝有着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甚为契丹朝廷倚重。他们以君臣纲常淡化了华夷之辨,辽金易代之际,燕地一度回归宋朝,但当地的汉族大族却多不愿意出仕,而当金人占领这一地区后,他们则纷纷主动出头效力,这一状况很能说明辽、金统治下的汉族士人一般的政治、文化倾向。而自认为“中国”的宋朝人对辽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士人则抱持一种“非我族类”的态度,称之为“北人”“汉儿”,甚至在情感上比之对于真正的“夷狄”更加蔑视和隔阂。金朝自世宗、章宗以来大兴文教,制度、文化渐成规模,产生了“金朝文化”的自觉,代表人物如元好问,其文学风格自觉继承唐朝传统,并批评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风格,显然,金朝文化并不甘心成为宋朝文化的影子或学徒,而是表现出以“唐”抗“宋”的文化自觉意识。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谈到10—13世纪的中国文化,是不能将之等同于“宋朝文化”的,而必须将以“北人”“汉儿”为主的辽金统治区的中国文化纳入视野,并进行重估。

回答:

  修端的这一主张在北方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回应。这篇《辨辽宋金正统》先是被王恽(1227—1304)载入《玉堂嘉话》,继而被苏天爵(1294—1352)收入《元文类》,当三史即将开修之时,翰林待制王理又祖述其说著《三史正统论》,引得一时士论纷然。苏天爵自幼“习知辽与金故实”,一向有着撰修宋辽金三史的心愿和准备。他对宋、辽、金三史孰为正统的问题十分关切,编纂的《元文类》不但收录了修端之文,还收录宋本所拟《乡试策问》:“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代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当三史纂修工作开始后,他出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与,遂写长文《三史质疑》寄给总裁官欧阳玄。可见,他是倾向于修端三史正统论的。

正统一词,最早源于儒教圣经《春秋》一书,又是法统,道统,礼仪之统。而正统王朝的释义最早是指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后来又解释为符合华夏礼仪,落实春秋大义,一统中国的封建王朝;且正统一说大多来源于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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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和中原王朝针锋相对的少数民族和外族入侵朝代,最典型的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了。然而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正统朝代为:夏-商-西周-东周-秦-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南朝-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元-明-清。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元朝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元顺帝下诏修三史。“南人”名士杨维桢在三史编修过程中写《三史正统辨》,上书史馆,对修端、王理之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论虽没有获得采纳,但影响极大,总结了“南人”的历史观而加以系统阐发。当时实际主持三史撰修的总裁官“南人”欧阳玄赞叹说:“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另一位“南人”名士陶宗仪说其文“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元朝虽然再次实现了“大一统”,但从修三史引起的正统之辨来看,分裂时期造成的中国文化内部的分裂和矛盾,终元之世并没有能弥合。

正史并不承认辽国和金国是正统王朝,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辽和金是正统朝代呢?这值得我们深深考究一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正统的界限通常是文化而不是血缘种族。其实,这还要从《二十四史》这本史料巨著说起。

  与修端之论相对,杨维桢强调,被奉为官学的朱子在《通鉴纲目》中已明确规定,不以宋朝接五代之统,而是以宋朝续唐朝之统。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宋与汉、唐地位相当,都是“大一统”王朝。杨维桢直斥契丹就是“中国之人所不道”的“夷狄”,辽之与宋,正如匈奴、突厥之与汉、唐,根本不能列席于中华国家。对于占据中原百年的金朝,杨维桢不能将之贬为“夷狄”,而是比作三国时的吴、魏,是“割据”“强梁”“僧伪”。杨维桢再次搬出朱子,强调《通鉴纲目》尊蜀汉而非曹魏、东晋而非北魏为正统,根据《纲目》正统论的“顺逆之理”,南宋当然继承宋朝之正统,所以元朝必须接续宋朝之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汉唐宋相继的中国“大一统”王朝序列。他认为,建立元朝的元世祖对这一点有清醒自觉,他当时就“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而那些“北人”士大夫,却“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他质问道:“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从这样的质问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南人士大夫,他对于元朝的批判或者说期待:实现了“大一统”又尊奉“道统”的“我朝”为什么不能以汉唐宋自期,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华国家呢!杨维桢的正统论并不代表这些“南人”士大夫对元朝不认同而对宋朝有故国之思,但却仍然曲折地表达出他们的民族意识。

这是一本被历朝历代划为正统的史册,在这本书中详细地记载了“辽史”和“金史”。宋朝的两次倾覆亡国之灾都是源自于少数民族的入侵。宋朝采取妥协的态度,主动向辽国俯首称臣,缴纳赋税并纳贡。于是汉文化的融合趋势便日益凸显,契丹人逐渐对汉文化认同,形成了华夏正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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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辽国中后期对正统之争,也给后人一个验证其正统性的证据。因此就种族一个原因就否定辽国和金国的正统性,那么作为沙陀人的汉族皇帝李氏也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正统朝代了。并且辽金统治者惯例一向都是以正统自居。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距三史修成五年之后,杨维桢、陶宗仪期待的“续通鉴纲目”出现了,陈桱有意针对修三史时的正统之辨著成《通鉴续编》,叙宋建国至“归于大元”,以辽金纪年系宋纪年之下,如吴、魏之于蜀汉。陈桱祖父陈著,宋亡后居四明山中,著《历史统纪》申朱子《纲目》之说,其学可谓远有所承。至正二十年(1360年),周伯琦为之序,说自己曾为三史编修官,因反对王理之说而辞职,三史虽成,但正统未定,陈氏之作表明“公论有所不可掩者”。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张绅又为之作序,说三史各自成书,等于没有确定正统,至今士大夫仍以为憾事,而陈氏之著终于“持至当一定之论,以驱天下百世之惑”,可谓“大义凛然”。

辽金与中原的关系事实上也超越了华夷之辩的范畴。和西夏不同,五代时中原政权更迭,战乱频发,很多百姓逃亡北方,即契丹人民长期居住的地方。因为契丹人的统治较为宽松,汉人一开始是沦为契丹人的奴隶。

  这种观点不但在“南人”士大夫中占主流,很多北方士大夫也坚持这一观点。世祖朝名臣张之翰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即元世祖去世元成祖即位的时候,为闽士陈光大的《古今指掌图》作《序》,他说:“五季扰攘,至宋而混一。建炎渡江,辽灭金强,至国朝而混一。”他鼓励陈光大要按照“序三国之正统,屈曹魏而进刘蜀”的《纲目》正统论,来叙写宋辽金时期的历史。历仕世祖至顺帝的雍古部贵族赵世延,在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为戚光的《南唐书音释》作序,将南唐比南宋,认为按照《春秋》《纲目》的正统之旨,应以南唐为正统。而他真正想说的是,朝廷纂修宋辽金三史因正统之争始终不能成书,若“太史氏复申前议,必将有取于是书焉”。

但契丹统治者很快发现逃亡的汉人不仅能为他们带来先进的技术,而且还能为他们带来经济的增长。恰恰契丹人很懂得利用汉文化来给自己谋利益,于是他们任用汉人为官员,大兴建筑,冶炼,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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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说说金国。女真人在金辽之战中一举灭辽,金朝在灭辽朝后,野心逐渐膨胀,又有了南下灭宋的想法。于是他于1126年发起金宋之战,宋朝自然是在议和的脚步下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女真领袖由于自小便受汉文化的熏陶。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汉文化修养颇高的右丞相脱脱奏请编修三史,得到顺帝支持。对于纷攘不已,迁延日久的三史正统问题,脱脱作了一个决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正如不少学者所论,三史独立成书,“各与正统”是有着重要思想意义的。金毓黼指出,这其实仍然是以《宋史》为《南史》,辽、金二史为《北史》,正如李延寿之修南北史,自比于完成“大一统”的唐朝。瞿林东指出,三史正统之辩,其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如何看待和评价各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而三史“各与正统”表明元朝同时是辽、金、宋三朝的继承者,它以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立场平等看待这三个不同民族政权的历史,无疑更加符合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他自入主中原以来,便在执政后积极推动汉制改革,把汉文化当作自己的文化。并采取推行一系列的措施:迁首都到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任用汉人的贤能之人为自己所用,也为之后金朝的中央集权打下坚定的基础。

  明朝建立之初,纂修《元史》的儒士文人皆当时名士,他们大多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强调明朝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奉天承运”继承元朝,因此也并不持“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来看待北族王朝的历史地位。如王祎(1322—1373),于洪武元年与宋濂同为修《元史》总裁官,其所著《正统论》,既反对《通鉴纲目》的正统论,也反对“北人”士大夫引据的《元经》,主张只有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才算正统,无论蜀汉还是曹魏,无论东晋还是北魏,都不足以当正统之名。按照这个原则,金宋对峙,南北分裂,其事“是非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当元朝灭宋再次完成天下一统,复绍“正统”。修《元史》诸臣中只有胡翰持“华夷之辨”以论正统,其所著《衡运》《正纪》,历数周、秦、汉、晋、隋、唐、宋,上不及北魏,下不列元朝,将北族王朝尽悉排摒于中国正统王朝之外。其后,方孝孺(1357—1402)继承发挥胡翰思想,著《释统》三篇和《后正统论》,三代以下,仅汉、唐、宋为正统,元朝作为乱华的夷狄之主被摒弃出正统,不再允许其“进于中国”,更遑论辽、金。但方孝孺意识到,这样一种历史观即使在标榜“恢复中华”的明初,依然是惊世骇俗的:“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自此之后,重申“华夷之辨”的思想兴盛起来,将辽金元摒弃出“正统”王朝的历史观成为主流思想,以两宋为正统来重写10至13世纪历史的史书纷纷出现,最有名的当属王洙《宋史质》、柯维淇《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然而,明朝终亡于女真后裔清朝之手,清朝建立之后,又为自北魏至辽、金、元的北族王朝正名,将之全部纳入中国正统,经乾隆皇帝钦定,辽、金二史列入“二十四史”,等于重新承认了元修三史时“各与正统”的历史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三史“各与正统”是“最有理者”,“诚定论也”。又说王洙《宋史质》乃“病狂丧心”,柯维琪《宋史新编》“大纲之谬如是”。

况且按照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判定是否正统的方法:逐鹿中原,即哪个政权占领中原,那么就是正统王朝的存在。在1115年至1234年,金朝的政权无疑是建立在中原地区的。所以当时懦弱的南宋最多只能算一个地方割据势力,金朝才算得上是代表华夏的正统王朝。

  辽、金、元这一系列的北族王朝将多种民族、文化、宗教、制度纳入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了不同于秦汉隋唐的新的“大一统”国家模式。可以说,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相对于宋、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来说,毋宁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正统”乃是天下公器,不为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所私,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只要它奉行中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与秩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这样的思想观念蕴含的是包容并有多元民族、文化,多种异质性并存的“中国”意识,它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形态。

回答:

  三、“汉化史观”与“多元一体”视野下的宋辽金史

金辽是正统吗?这其实是个伪命题,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打着民族团结旗号的汉奸和胡人们妄图颠覆华夏历史。谁是正统历史上都有一条很清晰的脉络传承,游牧渔猎一系根本就和正统毫不搭界。

  宋、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和元、清“各与正统”的正统论,并没有随着王朝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它们各自以新的形式存在于现代中国认同意识的深层。大略而言,民国学界的中国史观,继承了“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中国史观,更是对“各与正统”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的继承与发扬。

辽朝在前期从来都是以外国自居的,没有任何正统观念。到了辽兴宗以后,辽国汉化加深,开始试图树立自身的正统。辽国宣称的正统理论为:“辽国正统来自后晋,因为辽军南下曾夺得后晋的传国玉玺,因此辽国能承后晋之统,为北朝,宋为南朝,两者并立为正统。”此后,辽国在对北宋的国书中,不再自称“契丹”,而是自称“北朝大辽国”,以强调自身正统性。对于辽朝的正统论, 宋朝人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便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

  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中,面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产生了“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的思想观念以及历史论述,这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中国“国族”意识,在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上有着莫大的意义,也使得中国史学开始从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形成的视野去重新考察中国历史进程。今天已毋庸讳言,民国时期,国民党及其周边的知识分子在民族思想和政策上,大都倾向于以汉族为中心而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以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只是“同化”更是在平等融合意义上使用,并不存在汉族独尊之思。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梁启超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首先引介“民族”观念进行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和叙述。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史的论著纷纷出现,影响较大者如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柳诒徵《中国民族史》、宋文炳《中国民族史》、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俞剑华《中华民族史》、张其昀《中国民族志》等。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史撰述,基本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在血统上现代诸民族都是混杂的,但在文化上却在渐趋同化,而文化同化的方向就是“汉化”,这一同化趋势与中国历史相始终,按此趋势,未来中国各族熔铸为“中华民族”时,也一定是以其他各族同化于汉族而完成的。有学者指出,自梁启超以来的中国学者已经察觉到,欧洲民族国家模式下的民族理论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以及现实不合,可能的解决之道不外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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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证明中国也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

金朝前期,也无正统观念。到了金海陵王完颜亮时期,金国才开始意识到争正统的重要性,此时金国内部有两种观点:一、承认辽是正统,金为辽国继承者,从而金国继承了辽的正统;二、否认辽是正统,认为宋的正统在靖康之变后已经转移给金。经过几十年的内部斗争,最终第二种观点占了上风,金章宗彻底否认了辽的正统性,称“辽据一偏, 宋有中原, 是正统在宋”,并因此停止修《辽史》。

  其二,反对西方民族理论的普世性,强调中国自有“天下主义”的传统,多民族可以和谐共存。而梁启超以来民国的中国民族史论述走的是第一条路。

到了元朝,辽、宋、金的正统性问题争论进入高潮。此中存在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独尊宋为正统;二、将辽金与宋视为南北朝,两者并列为正统。宋辽金正统问题在蒙元是一个敏感问题, 因为其决定了蒙元王朝的正统究竟是来自于宋还是来自于辽金? 这实际上是蒙元站在中原王朝立场上还是北族王朝立场上的问题。

  民国时期的宋、辽、金史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历史观。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辽、金史一直没有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研究和讲授宋史的学者,往往把辽、金二史当做附庸。事实上,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把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提及,1979年出版的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6册《辽夏金卷》,首先给予辽、夏、金朝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二、当时的学者以古况今,把宋辽、宋金战争与抗日战争相比附,以宋自居,以辽、金、元为“外国”,这是当时关注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原因及特点。三、学者们多把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的趋势说成是“汉化”。姚从吾是民国时期以及台湾研究辽、金、元史的重要学者,其文《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统观国史演进,以大唐帝国瓦解之年为界,可区分为两大阶段,在这之前,秦汉、隋唐,俨然两个罗马帝国,但自907年以后,边疆民族入侵不断,杂居混合,激荡起若干新的变化。然其结果是,边疆民族皆无例外地依次接受了中原儒教文化,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辽金史大家陈述于1948年出版的《契丹史论证稿》中,一方面指出“国史中之北系文明”及其影响,一方面强调契丹、女真如同鲜卑族一样,最后同化于汉人,泯然无痕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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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明确认识到,辽、金、元与此前的北族王朝在国家形态和文化性格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与汉族王朝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辽、金在中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吕思勉指出,辽、金、元、清之入主中原,和此前的“五胡之乱”性质大不相同。“五胡”久居塞内,半已同化,他们的崛起,固然带有民族斗争的性质,但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内乱。而辽、金、元、清皆以国家的资格侵入。尤其重要的是,自辽以后,北方民族不再自托于黄炎子孙,可见其民族意识的自觉。而汉族的“民族主义”亦因民族斗争的失败而发扬彰显。其论与当时持“宋代近世说”的宫琦市定相近。钱穆特别强调了辽、金、元三朝并没有真正“汉化”,而自有其民族意识、文化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辽之立国,实“中国史上一种空前未有之大摇动”。安史之乱以来,东北部地区长期割据,这一地区的汉族逐渐与“异族”武力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新国家。由于长期的政治稳定,那“隔绝沦陷”在东北方的民众,早已忘却他们的“祖国”,而自有其国家意识;金朝入主中原后,女真族上下虽已渐染华风,但其统治者仍抱持深挚的“种族之见”,政策措施皆有民族差别;蒙古族继起,中国史第一次整个受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之统治,而元朝始终未接受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观念,始终不脱贵族封建、武装移植的气味。

这一场争论持续了几十年,迟迟没有结论,直到元朝末期的至正三年 ( 1343年),丞相脱脱最终采纳了第一种观点,下令“三国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

  金毓黼指出,国史上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之大转折,凡有三时期,其一为秦汉,其二为隋唐,其三为宋辽金时期,辽、金、元之兴起实“所谓古今最剧之变局”。

到了明朝正统年间,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请求重修宋史,他认为“宋辽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间, 当时秉国大臣皆辽金族类, 不以正统归宋, 遂分裂为三, 而以辽金加于宋首, 不惬人心, 不协公论。”正统皇帝便下诏他负责修撰,结果由于周叙早逝而未能修成。

  辽朝明确设立二元的南、北面官制,且以北面官为主,金朝化二元制度为一元,元朝因之。而金朝之尚书令及左右丞相,元朝之中书右丞相,皆继承辽朝的北院枢密使之制。金、元其实是采取隋唐以来的政治制度,而改易其面目,将“北系之彩色”寓于其中。明朝号称“兴汉灭胡”,但其政治制度沿袭元朝,清更不必论,民国亦蒙其影响。这一见解是很精辟的,它强调了中国史的划时代变化是因北方民族的兴起而发生的,而此后的历史发展趋势并非“汉化”所能完全说明,而是中原农耕世界的文化、政治传统与北方民族的文化、政治传统的深度融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弘治年间, 吴县杨循吉重修宋辽金三史,“谓完颜氏乃中国之雠, 罪恶之首, 必先从事, 渐及辽、宋。”他修成了《辽小史》和《金小史》, 通过贬辽金为“小史”,来树立宋的正统。到了清朝修《四库全书》时, 这两部书因贬抑辽金,均被列为禁书。

  中国革命包含着对于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深刻同情,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强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文化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关于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形成,是历史学界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热点,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相关问题引起热烈的争鸣和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成果的观点。在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的讨论中,白寿彝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打破那种以历代皇朝疆域为“中国”的观念。的确,正如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批评一样,这样的观点目的论色彩太重,似乎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形成,但是,它打破了那种自觉不自觉地以汉族王朝为中国、从而以汉族史代替中国史的历史观念,其实那是“华夷之辨”正统论在现代史学中不自觉的但却强固的遗存。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谭其骧继续强调,历史上的中国不能等同于汉族王朝,甚至也不能等同于中原王朝,而是要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并贯彻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之中。以清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之疆域为“中国”的标准,意味着将历史上凡是自称“中国”以及最后纳入“中国”的民族及其政权都看作是“中国史”的组成部分,纳入“中国史”的范畴之内。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各与正统”的影子。从理论上说,这其实是反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普世性,不采用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框架,而是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天下主义”的思想传统。

在明朝士人修成的几种宋史中, 以王洙《宋史质》和柯维骐《宋史新编》影响最大, 这两部书代表了明朝人的正统观念。《宋史质》坚持“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把辽金列入“夷服”,称“先王严五服之制, 所以谨华夷之辨也。元人合辽、金、宋为三史, 且以外国名, 非制也, 兹黜之。”

  1988年,费孝通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在泰纳演讲(Tanner Lecture)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年,他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出版。1999年,又出版此书的修订本。他的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新时期以来认识现实中国民族关系以及“中国”之历史形成的思想原则。在这部著作中,费孝通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观叙述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开端时期”包括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在这一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北方民族走上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中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称谓;隋唐辽宋金是“发展时期”,在10至13世纪,辽金王朝把州县制度推广到东北地区,牧区则推行仿唐代藩镇又结合游牧民族特点的部族节度使制度,辽金两代的“皇帝”已经是兼具农牧两大类民族的国家元首之称号。元明清进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中央政权直辖区域扩大到牧区,中国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中国农牧两大类民族文化的交融结合。马戎说,费孝通在1991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曾指出,许多民族都曾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凝聚核心”,如元代的蒙古族、清代的满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宁有族乎!这一被马戎称为“在理论上非常重要的突破”,不就是“各与正统”的现代回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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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思想原则指导下,1949年以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更加重视和强调辽、金、夏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对它们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文化面貌的特色研究更加深入。很多学者都指出,辽、金、夏政权积极开发广大边疆地区,长城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空前发展,“华夷一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此奠定基础;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改造和移植中原王朝的礼法制度,创造了一国两制和一国多制的国家模式,这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辽、夏、金文化的认识也突破了“汉化”的框架。

其实就是哪怕是在元朝,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宋朝是正统的,何况是在明朝呢?中国历史时代从来都是有一根主线的,不可能都为正统,按这样的说法,那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时代就太多了,需要编的正统历史也太多了。

  如蔡美彪论述说,辽文化有三个系统,一是契丹族的文化。二是突厥系的文化,北面官制基本上是承袭突厥、回纥的制度,又结合契丹族的实际,借鉴汉族的某些制度,经过修改而订立的。西辽能在中亚建立起对突厥系部落的统治,这和辽文化中一直含有突厥系文化成分是有关的。三是汉族的唐文化,构成辽文化的汉族文化,并不是宋文化而是燕云地区的唐文化,南面官制基本继承唐制。

一些说辽金为正统的人,其目的就是通过以辽金为正统,打着融合的旗号行历史虚无主义篡改中国历史,分裂中国文化的事实,这是不可取的,。

  而影响辽朝的唐文化不只是来自汉族,也还来自渤海。辽代的各个文化领域以佛教为核心,学术、艺术、建筑以至雕版印刷等,都随着佛教的兴盛而达到独特的成就。西夏虽然也受到唐宋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夏文化基本上是以吐蕃文化为核心又具有党项的特点;金朝则随着女真人的汉化而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带有女真特征的金文化。

回答:

  然而,1949年以后以及新时期以来,关于怎样认识和评价10至13世纪的民族战争,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的有关历史人物,仍然充满争议,而且牵动情感。1987年,辽金史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都同意辽、金是两个重要的“北朝”,在国史上应与宋朝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关于辽宋尤其是宋金之间的战争却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辽金在今天看来属于中国,但在当时乃是外族和外国,辽金与宋的战争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有人认为,辽金对宋战争是契丹、女真对于汉族的掠夺战争,西夏对宋的战争则是掠夺和分裂战争;有人认为,不能把辽金看成异族敌国,当时的战争是各族统治者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战争;还有人认为,不能用“民族斗争”来看待辽宋、宋金战争,辽金政权事实上是以契丹、女真为主体的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权,他们之间的战争更合适说成是割据政权之间的兼并战争。有人说,岳飞是宋代汉族的民族英雄,但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岳飞式的“爱国主义”精神要加以分析,里面有忠君思想和大汉族主义,而研究宋史的学者则很不满意这种说法。“中国”的历史形成充满了各民族之间血与火的斗争,这使后人很难以统一的价值标准来看待和评价这个过程中的人物和事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叙述之难”。

辽国、金国都属于中国的正统王朝!主要缘由:

  金史专家张博泉于1994年出版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宋德金认为其书为建构我们自己的辽金史学术体系开了先河。他的主要观点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族王朝相比,10至13世纪的辽、金、夏政权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强自树能力,他们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和制度,为本民族办学校、开科举,他们不是被“汉化”,而是把“中原制度”发展为包括各民族制度、文化、习俗在内的、具有多元性的新的统一制度,从后见之明看,这样一种伟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历史赋予这些北方民族的历史任务。于是,元朝的统一便不同于秦朝的统一,我们今天应当把这两种不同格局和模式的“统一”区别开来,元朝和后来的清朝实现了将多种民族、制度和文化都包容进来的“统一”,建成了真正“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而现在的中国正是对元、清式的统一国家的继承和发展。张博泉批判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认为他承袭了日本白鸟库吉的“南北对立论”,其思想实质正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通,无非是固执地认为“中国”就是汉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辽金不是中国,宋才是中国,元朝的统一其实是中国已经亡于蒙古。张博泉显然是吸收了“征服王朝论”的某些内容,转而用之论证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

其一,元朝确定“各与正统”;

  认识中国历史,不是站在汉族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而是打破长城的界限,把北方草原和中原南方连成一体,认清其结构性关系,这本来是新中国大力倡导的“多民族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新中国主流学界因为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长期以来对西方和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传统,对任何从内亚立场对北族王朝进行的研究,都十分警惕和排斥。无论怎样合理定义“中国”的疆域,中国史长期以来都被当作一种“国别史”,并在“国别史”范畴下对北族王朝的历史进行民族史或断代史的研究。这样一来,以北方草原民族为本位,对长城以北地区以及民族之历史的认识,就显得不足和单薄。所以,尽管强调“互动”,强调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但是中原农耕地区的“核心”作用还是大大强化,而北方民族主动参与和塑造中国史的历史还是模糊不清。

元朝于1279年灭亡南宋后,直到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时期修撰《宋史》、《辽史》和《金史》时,为了宋辽金三国谁为正统,争吵不休,元顺帝命令当时宰相脱脱主持此事,脱脱言“各与正统”,方才停止争吵,并于1345年修撰完成!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宋辽金史就是这么来的!

  江湄: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 - 海交史 - 1

其二,继承关系;

  四、面对“征服王朝”论和“内亚史观”

辽朝继承于唐灭亡之际,辽西契丹人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建国契丹称汗,后于916年改称大辽并称皇帝。后晋石敬瑭献出幽云十六州,辽国始有中原之地。

  欧美和日本学界看待北族王朝的“内亚史观”,其背后有着“西方”的文化政治背景,甚至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分裂、殖民中国的政治野心瓜葛不清。民国时期、1949年以来,尽管这个领域的学者或隐或显地受到内亚史学的影响和刺激,但总的来说,主流中国学界始终对这一学术立场和观点持警惕和抗拒态度。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以崛起的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中国开始以更加主体性、开放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待中国与周边亚洲地区的关系,中国学界也开始以更加主体性和开放性的眼光去面对西方和日本的内亚史传统,去吸取其中的学术资源。近些年来,“内亚史观”算是对中国史研究宏观层面影响最大的理论范畴之一了,“新清史”掀起的轩然大波就是例证,有学者就这个现象说:“新清史所引发的清朝是不是中国的争议,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十分特殊,与其他历史阶段迥然不同。其实,中国历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内都存在类似清朝的问题,而另外一半时间中国史又与内亚史有着无法切割不可分离的重叠……中国史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有学者甚至提出:“深入探究中国史的内亚性,或许会成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和理念。”

宋建国于960年,宋真宗时签署《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互为南朝北朝。

  首先受到中国学界重视和重新阐发的西方学者是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他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并沿长城进行实地考察。在40年代抗战期间,他受罗斯福总统委派出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与当时中国政学两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交游。194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二年即以《中国的边疆》为名翻译为中文。2005年,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此书再次被翻译成中文,并于2008年、2010年、2014年重印。中文译者唐晓峰指出,在西方学术界,是拉铁摩尔首先系统论说了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和互动关系,长城地带就是这两大对立的世界中间生长出的辽阔边境,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中心。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可以矫正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让我们去思考长城地带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2017年,黄达远和袁剑主编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出版,姚大力著文介绍这部论文集说,它反映出人们在当代历史状况下对拉铁摩尔的再发现和再思考,他批评中国民族史和断代史研究并没有真正摆脱“汉化史观”的藩篱,基本上把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秦汉时期确立的国家模式不断被复制和向外延伸,即使对于元、清这样起源于内亚边疆的王朝,也把它们的成功主要归因于统治者能主动“汉化”,其失败在于不够“汉化”,而拉铁摩尔的学术理路却在于“从边疆发现中国”,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辽国常以唐之继承者自居,疆域广大,包括漠北漠南,中原汉地以及东北渤海国、女真等地。

  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正是在拉铁摩尔的影响下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征服王朝”论。1949年,他与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撰写的《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出版。在该书的导论中,他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入侵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分为“征服王朝”和“渗透王朝”两种类型,辽、金、元、清被归为“征服王朝”,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不同,“征服王朝”在中原建立统治的同时,精心维持着北方根据地,并形成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文化上,具有民族本位意识,不是单向地被汉族文化同化,而是双向地“涵化”形成“第三种文化”。他还进一步指出,辽朝和元朝有受到限制的文化变容,属于“文化的抵抗者型”,而金朝则有比较大的文化变容,属于“文化的屈服者型”,清朝属于“中间型”。当今的中国学界虽然对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说”接受度越来越高,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仍然并不愿意使用“征服王朝”这样的概念。不过,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使用“文化变容”或“文化涵化”的理论,突破“汉化”思路,重新考察和探讨辽、金、元时期文化冲突、文化的双向采借,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深远影响。

辽国虽亡,但影响至今都有。比如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以及匈牙利部分国家仍以“辽”称呼中国。包括香港一家航空公司也以“辽”指代中国!

  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上承“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满鲜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征服王朝”的历史论说,与中国学者的政治、文化立场和情感冲突很大。20世纪初,日本出于殖民扩张的需要,成立“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开始所谓的“满鲜史”研究,并将辽金元史置于“满鲜史观”之下进行阐释。“满鲜史”研究的开创者白鸟库吉在1937年提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认为东洋史的发展是以南方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两者的对抗以及兴衰更替为主线的,他从当时流行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皆不属于“中国”的范畴。这就把中国的对立和分裂看成是常态,而把长城内外的统一看成是变态。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在强调辽乃至金、元、清的内亚文化特征这一点上,与日本“满鲜史”传统不谋而合,在二战以后很快引起日本学界的热烈响应,这使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征服王朝”论一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不过,正如吉田顺一所说,在日本积累而来的“征服王朝”论,具有魏特夫理论完全看不到的倾向,他们把“征服王朝”看作是独立的“北亚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游牧国家”到“征服王朝”,正是“北亚”世界由古代向中古的转变。田村实造的《中国征服王朝研究》对这种带有新倾向的日本“征服王朝”论进行了体系性的论述。比之“征服王朝”说,岛田正郎则更为彻底地坚持了“北亚史”立场,他一直称辽为“胡族国家”,认为它根本不能置于中国史序列之中。有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学界在吸收魏特夫“征服王朝”观点的同时,也抛弃了魏特夫中国研究的立场,其基本趣旨是通过突出、强调内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国古代王朝在内亚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

金国曾为辽国附属,起源于靺鞨,金灭辽灭北宋后拥有更大汉地。

  “征服王朝”论和“唐宋变革说”是两种影响深远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进行宏观理论概括的学说,我想指出的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说”或者说“宋代近世说”与日本式的“征服王朝”论之间其实有着紧密的配合关系。提出“唐宋变革说”的内藤湖南(1866—1934)对“满鲜史”用力很深,于20年代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近世史》时曾论述说,契丹崛起在东方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作为一个非中国的又受到中国深刻影响的国家,开启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周边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民族继之而起建立国家并征服中国,这成为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中国近世史”的主调。宫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的假说,他于1950年出版《东洋的近世》,其中“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说,不能不说是吸收并提升了日本的“北亚史观”和“征服王朝论”。他论述说,辽朝把大本营置于长城之外,坚守国俗,立国二百余年,而与北宋对峙,这是“东洋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即对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在中国以及周边民族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勃兴,西夏、安南、大理国的独立莫不反映了非汉族国民主义的跃动。宋与契丹的对等外交关系,更是说明了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格局首先出现于“东洋史”。这样一来,“宋代近世说”就完整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两大特质,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出现于10世纪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之中了。于是,在宫崎市定看来,元、清两大帝国的出现就是对“东洋史”近代化进程的打断:“东洋的国民与国民对立好不容易才出现。蒙古帝国极度强大的统一意志又将之抹杀,结果是东洋近世史特征之一的国民主义—时消灭。这点可以认为是东洋史与欧洲史在平行发展线上的背离。”

当时南宋、西夏和蒙古都对金国称臣,需要金国册封。

  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有一个根本的预设:民族国家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并形成民主体制的基本条件,宋、明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相对单一的汉族王朝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而将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纽合在一起的北族王朝阻碍了近代化进程,那么,继承北族王朝之政治遗产和国家理想的现代中国,则是不够“现代”的,它有待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宫崎市定“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说在当今史学界是相当流行的,很多观点都与之相关,如宋朝产生了含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意识,有了关于“中国”的有限的空间意识;10至13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对等外交关系,东亚世界超越朝贡体系,形成了多元的国际体系,等等。这些观点在强调了10至13世纪中国史的某些重大变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在这个时代自称“中国”的除了宋还有辽、金,激烈的“正统”之争中反映出来的“大一统”观念,比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其实更为重要,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局面的历史动力将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其三,专家观点

  西方“内亚史”研究产生自欧洲的东方学,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二战后欧美的内亚史研究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不再将内亚草原世界看作是野蛮世界,而是将之看作一种独特的文明传统,自身有着连续性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则摆脱了过去注重考证的东方学传统,注意吸收、借鉴社会科学理论,试图对内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南北社会互动的历史规律进行归纳和建构。

吕思勉曾说,确认“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国是否属于中国历史”应该这么看:如果在域外建立一国,侵入中国于若干年后灭亡消失,域外又没有独立建国,那么毫无异议属于中国历史;如果退出后,域外又有一独立国家,那么就不属于中国历史。

  美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50—)于1989年出版了《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该书中译本于2011年出版,中文译者袁剑指出,在拉铁摩尔之后,巴菲尔德提出了对中国边疆史加以整体性解释的又一种主要模式,更深刻系统地论述了内亚草原国家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依存关系。他将中国定义为“原生型帝国”,而把草原帝国定位为与原生型帝国进行互动而随后出现的“次生型帝国”,其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经济资源要依赖于原生型帝国,一旦原生型帝国瓦解,如影随形的次生型帝国遂因丧失经济支柱而与之同归于尽。巴菲尔德在其书《导论》中说:“内陆亚洲是一块有着强烈彼我观念的两个相互对抗的文化之间长期互动的区域。”“游牧国家的发展因此就不是一个内部需求的反映,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而最具组织性的游牧社会在面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且最集中化的传统定居国家时产生,这一点也不偶然。”巴菲尔德指出,能向南征服“中国”并将内亚游牧世界也囊括在内的大帝国的建立者,往往是生活于游牧与定居的过渡地带的“东北民族”。这一点,拉铁摩尔也已经认识到了,他曾论述说:“我相信还没有人指出,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换句话说,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在雄踞大草原的时候,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忽然出现在大草原的,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草原深处,而是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到金的册封。”巴菲尔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当内亚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处于衰落时,像契丹、女真等“东北民族”就会崛起,建立“东北边疆国家”,对中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势,而以内亚草原为边疆,实行内亚与中原混合的二元体制。巴菲尔德所谓“东北边疆国家”大体等同于魏特夫所称“征服王朝”,但其内涵却与“征服王朝”有所不同,既然“东北边疆国家”形成于中国北疆两种经济区的边缘过渡地带,那么所谓“征服”二字就无从提起,巴菲尔德说:“东北王朝与其是征服者,倒不如说是拾荒者。”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东北区域如同一个纽扣,一次次将长城以外和长城以内这两大幅地域扣合起来,而终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中国”。

如果按照专家观点,元朝是否属于中国历史也是争论不休,因为清朝灭亡后,外蒙古于1924年独立出去了,这样元朝就属于蒙古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了。但国际上史学家认为,蒙古的历史可分为蒙古帝国时期和元朝时期,这样,元朝历史似乎又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总之,国内外专家观点不一致,但不影响中国的继承关系,近现代以来,中国主要以满清继承为主。

  巴菲尔德深受内亚史学家傅礼初(Joseph F.Fletcher,1934—1984)的影响,傅礼初较早论述了内亚游牧国家产生于外部刺激,而巴菲尔德对此进行了理论提升。根据钟焓的介绍和论述,内亚史大家、哈佛大学教授傅礼初是伯希和的再传弟子,他一方面继承了东方学的实证功夫,一方面注重吸收社会科学理论,试图以内亚为中心,从宏观上思考欧亚大陆各地区历史的密切关联和共同趋势。他曾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撰写了关于清属内陆亚洲以及清俄关系的三章,被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北美“新清史”研究也深受他的影响。他在1978年发表了长文《血腥的竞争继承制:奥斯曼帝国、印度穆斯林政权和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承袭》,从内亚视角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进行了一番总体性的概括。与我们熟知的“唐宋变革论”不同,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应该从金朝的建立算起,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国家形态、政治制度及其特征都可以追溯到金元时期,如行省制度、更强势的军事镇戍制度、专制皇权的强化、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的世袭性诸色户计制度,这套制度框架由蒙古人继承下来,并将其扩展到整个中国内地。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和文化特点是要从“内亚化”中寻找原因的。20世纪40年代,金毓黼曾论述辽、金、元之兴起实“所谓古今最剧之变局”,正与傅礼初之观点不谋而合。周良宵、顾菊英于1993年出版的《元代史》也说:“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钟焓认为,比之“宋一元一明”转型这种强调中国内部变革的解释模式,“金一元一明”转型这一带有内亚视角的解释模式能更好地联接起横亘在唐宋和明清之间的时代鸿沟,或许将这两种转型观彼此互补,方能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历史后半期的演化趋势。

综上所述,无论从继承关系,还是元朝的认可,辽金王朝都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是中国二十四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应该是一部能够反映西方内亚研究视角下对辽、夏、金、元时期总体看法的一部著作,其中文译本于1998年出版,在中国学界有广泛影响。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波所撰写的《导言》十分精彩。他虽然基本上沿用了魏特夫“征服王朝”的概念和理论,但同时强调了,尽管每一个征服王朝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至上性及其世界秩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但每一个征服王朝都是中国的王朝,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部分。征服王朝的制度、文化、生活具有“内亚性”与“中国性”复杂结合的特点,而正是征服王朝使得中国式的皇权—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各种“化外”政权所采纳和适应。可以将他的主要观点简单归纳如下:

回答:

  (一)10至13世纪创建征服王朝的民族无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都不是新来者或局外人,他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也绝对不是纯粹的游牧民,不是所谓的游牧帝国,他们从事混合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本身都是多种族多语言的联盟,其中汉人是重要的组成。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征服王朝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按传统的方式想象成华夷之间即高等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对抗。

二十四史就是证据,辽宋金是并存的三个正统皇朝,辽以唐继承者自居,其实也是,金其实是当时中华七国的老大宗主国,汉唐元明清都是包容性最强的中华帝国,所以他们都有顶峰时刻,尤其是唐朝40%的官员都不是汉族,大唐盛世是各族共同的努力,汉朝收服各族尤其匈奴有很多都为汉族做出杰出贡献,元朝是蒙汉色目共政,明利用归附的蒙族回族和南疆各土司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定,郑和就是回族人,清是满汉回蒙藏合一体有效的把中华版图固定,这是这些帝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反观最垃圾的晋和民国就是大汉主义的典型,晋把已经归附的五族当牲口看待,这就是八王之乱后五族之乱的原因,五族已经没活路,民国更差地图画得很大,但孙文和秃子只要汉地十八省,内蒙外蒙新疆西藏早就不是民国领土,包括东北也只是名义上易帜,这些地方全是毛爷爷和解放军重新夺回来的,还有宋如果不是有吐蕃的帮助根本不可能打败西夏,而且大理和高丽都是宋的战马来源地,他们都不是汉族只是奉宋为宗主,还是这样说宋是南朝是南方宗主国,辽金是北朝北方宗主国,辽宋金都是正统中华帝国,现在的新中国更有包容性不但是各族团结,而且要把一切能利用的资源和人才全利用上,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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